●兵团精神课题研究组

热爱祖国作为兵团精神的灵魂和旗帜，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传承了历代屯垦将士西出阳关、屯戍边关、马革裹尸的忠魂，更直接凝聚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风范。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同党和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神圣使命相结合，在迎战半个多世纪的无数艰难困苦和危险风波中，造就了兵团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演绎了兵团儿女创业大漠、立功边塞、为国戍边的壮丽史诗，奏响了热爱祖国的时代强音。

三五九旅今何在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有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这首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的曲调优美、欢快动人、脍炙人口的《南泥湾》，随着中国革命的步伐，从抗战唱到了今天，从陕北唱遍了大江南北，唱出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又战斗又生产的模范风采，唱出了南泥湾精神的不朽丰碑。时光倥偬，岁月流逝。三五九旅，这支功勋卓著、威名显赫的英雄部队后来怎样了呢？

三五九旅的全称是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由长期战斗在湘鄂赣地区的红六军团改编的第七一七团、由红三十二军改编的第七一八团组成。这支光荣的部队诞生于湘赣苏区，在罗霄山脉经历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突围北上，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并创建了湘赣川黔苏区红色革命根据地；1935年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改编为三五九旅，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开辟了冀西和冀中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秋回师陕甘宁边区，在黄河西岸担负河防一线保卫延安的警备任务。

1939年，面对陕北贫瘠的土地、生活艰苦的人民，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连年的自然灾害，面对物资匮乏的空前困境，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朱德总司令选择了位于延安东南面、原称“烂泥湾”的南泥湾作为军队屯垦第一块试验田。1941年年初，三五九旅1.1万多名将士分批进驻这条茅草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山沟。旅长王震带领大家“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风餐露宿、挖窑洞、吃野菜、喝苦水，一边生产、一边与国民党摩擦部队战斗，开荒16.1万亩，经过两个几乎挨饿的冬天，收获粮食1.5万石，造窑洞1374孔，盖平房6000多间、土房601间、瓦房96间、礼堂3座，配制农具1万多件（套），不仅实现了吃用全部自给，每年还上缴公粮1万石。朱德总司令特地写信称赞这支“既能扛枪、又能锄地的队伍”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称赞三五九旅是边区“ 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三五九旅创造的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南泥湾精神，成为人民军队克服任何艰难险阻的屯垦军魂，成为激励三五九旅后人不断奋进的光荣传统，也成为我们党屯垦史上高高矗立起的一座丰碑。

1944年，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抽调三五九旅主力3800人和从中央组织部选调的工作干部，加上被护送的900余名南方干部，组成约5000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在王震带领下万里跃进广东，在华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后又回师北渡长江，复名三五九旅，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序列，继而转战鄂北、豫南。南下支队（三五九旅）南征北返历时659天，转战于陕、晋、豫、鄂、湘、赣、粤、陇八省，行程1.1万多公里，共路经100多个县，冲过敌人的100多条封锁线，经历大小战斗300余次，展示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秀品质。毛泽东称其为“第二次长征”。1946年，蒋介石调集36万重兵对中原解放区进行大规模进攻。三五九旅作为中原军区主力北路军开始了著名的中原突围，他们浴血奋战、日夜冲杀，历时63 天，连续作战86 次，历经无数次绝路逢生，付出减员2917人的重大牺牲，转战鄂、豫、陕、甘四省，粉碎了20倍于己的强敌围追堵截，突出重围回到延安。党中央、毛泽东专门召开欢迎大会，高度赞扬三五九旅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三五九旅“模范党军”和“百战百胜的铁军”的称号。

回延安后，三五九旅被编入晋绥军区第二纵队战斗序列。1947年转隶西北野战军建制，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解放区。1949年，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隶属第一野战军，王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成立后，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改称第五师，在三五九旅基础上建立的独立第六旅改称第六师。“三五九旅”这一战旗，从抗战一直举到解放战争，在炮火硝烟中呐喊冲锋了12年。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五师、六师鏖战西北战场，参加了著名的扶眉战役、兰州战役，解放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促使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起义。为了巩固和平起义成果，党中央命令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火速进疆：“这一永垂不朽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将很光荣地落在一、二兵团之二、六军、装甲车营的身上。”（第二兵团第六军后划归第一兵团）。这支以三五九旅为主体、由南泥湾精神武装起来的英雄部队光荣地担负起了进军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重任。

1949年10月12日至1950年1月15日，第二、六军各部采用徒步、汽车、飞机等方式，从陆地到天空齐头并进，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王震将军这首诗，描绘了西进途中恶劣的环境和战士们高昂的气势。进疆部队凭借激昂的斗志，在严寒的冬天，顶风冒雪、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越过冰封天山，徒步千里沙漠，1950年1月20日，部队分别进驻到指定防区，第一兵团团部、第六军军部及六军十七师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六军十六师驻哈密。第二军军部及四师驻疏勒，二军五师驻阿克苏，二军六师驻焉耆。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了新疆各重要城市、军事要地和千里边防，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

新疆和平解放后，第一兵团先后从二军、六军抽调大批优秀的政治干部对民族军和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民族军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起义部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三五九旅的精神成为驻疆人民解放军的整体风貌。1953年，新疆军区部队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两大部分。除第二军第四师被改编为国防师外，其他驻疆人民解放军全部被改编为生产部队，计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工程师、4个建筑工程独立团、2个汽车团、3个汽车独立营，共17.5万人。其中，二军五师被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一师，二军六师被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二师。1954年，党中央、毛泽东批准这些经济建设部队组建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赋予屯垦戍边的使命。组建生产部队的时候，由于一兵团二军五师、六师不仅是三五九旅的基础，而且是井冈山时期红六军团的老基础，保留这样一个有老红军、老八路长期光荣战斗历史的二军建制是完全应该的，中央军委也是同意的。但王震同志以祖国最高利益为己任，主动向中央军委提出不保留二军建制。因此，二军除四师外，其余全部就地转为生产建设兵团。这支为解放全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部队，在新疆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开辟了屯垦戍边的新战线。从此，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缺少了二军建制，而屯垦戍边事业中有了一支威名赫赫、战无不胜的三五九旅部队。

从此，以三五九旅为基础整编派生的一、二、十四师所辖数十个团场的几十万职工及其家属们，在世界第二大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深深地扎下根来，在“死亡之海”奏响了生命的乐章，在亘古荒原上创造了绿色的奇迹。在这一艰苦、贫瘠、荒凉、落后之地，他们像在战场上同敌人进行激战那样顽强地克服困难，白手起家、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发展百业、建设城镇，用青春、热血、汗水乃至生命，继续创造着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安宁树立起英雄的榜样。新疆的和平安宁和沧桑巨变，万古荒原上崛起的良田、道路、林带、水库、渠道和现代化农场、工厂、学校和城镇，处处都有他们洒下的血和汗，留下了三五九旅的雄姿。他们在天山南北播撒了南泥湾精神，在兵团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三五九旅的精神成为兵团精神最重要的源头，成为兵团的“传家宝”。

南泥湾垦荒时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兵团创始人张仲瀚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开篇就说：“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当。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20世纪60年代，王震将军专程到阿克苏看望他的老部下，缅怀三五九旅的战斗历程，慨然题词“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千万里，屯垦在天山”，生动地揭示了兵团同三五九旅的传承关系。兵团人非常自豪地称自己为“三五九旅的传人”，他们争的不是老一辈创造的荣誉，而是蕴涵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南泥湾精神；他们不只是认同自己同三五九旅之间这种天然的血脉传承关系，更是认同三五九旅为了救民族于危亡、解人民于倒悬而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不惧任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高昂斗志和英勇行为。三五九旅作为一个品牌，成为兵团人价值追求的高峰和兵团精神的代名词；兵团人也用热爱祖国的生动实践，维护着三五九旅的荣光。

惟有使命驻心间

屯垦戍边是智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创造，新疆两千多年屯垦史留下了大量遗迹，高昌、龟兹、楼兰等地的繁华和丝绸之路的通畅背后都有屯垦的印痕。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的成就，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继承屯垦戍边这一历史遗产、开创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提供了有力根据。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军“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把南泥湾大生产经验作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宝贵财富。1952年，毛泽东发布“军队转业令”，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同时也将是生产建设战线上“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为全国人民提供“英雄的榜样”；要求他们“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把屯垦戍边使命赋予了具有三五九旅光荣传统的驻疆人民解放军。全体转业指战员怀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和信赖，把命令的一字一句化为自己的崇高誓言，牢记心中，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新的战线。从此，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的精神风范不仅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面旗帜，也成为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一面高扬的旗帜。

怀着“大忠于祖国，大孝于人民”的赤胆忠心，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主动要求承担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任。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单独接见了王震。毛泽东讲到仗不久就要打完了，全国很快就要转入经济建设时，王震立即拿出了早就起草好的请求进军新疆、在边疆开展生产建设的报告，说我们要求到需要我们的边疆去，新疆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他豪迈地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鼓励王震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斗，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

作为领导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的著名指挥员，王震很早就酝酿全国解放后在边疆进行屯垦戍边。他先后在陕西咸阳、武功接收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70多名教授、学生参军，为部队进疆生产储备人才。兰州解放后，为了发展新疆经济，研究解决新疆经济建设中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部队成立了第一兵团新疆经济研究所，聘请和招收谙熟财政经济的专门人才、青年学生1000多人；为使参军的青年学生尽快掌握业务技术知识，部队成立了第一兵团财经学校和第一兵团卫生学校。在进军新疆之前，王震把目光投向了新疆荒漠数百里的空旷之处，指示张仲瀚从酒泉带一批技术人员去新疆，提前赶到南北疆分界处的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进行勘察和做好生产准备，为部队开展大生产创造条件。他还电告陶峙岳将军，将原新疆的农林水牧专家集中一批人，等进疆部队到达新疆焉耆后赶至会合，迅速开展部队的生产建设活动。

强烈的保边守土意识，是具有三五九旅精神传统的指战员进军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强大动力。进疆部队在甘肃酒泉集结动员时，王震将军指着地图向大家说：“北边一块独立了。新疆这一大块地方占全国六分之一，帝国主义正在策划阴谋，想把它同祖国分开。如果这一大块地方被搞走了，我们的国家还成什么样子！”1949年7月初，第一野战军全部主力集结在解放不久的西安城外，准备进行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战役。王震司令员给六师师长张仲瀚讲作战部署时说：打完下一个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可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打到新疆去，另一部分在贺龙率领下进取西南，前者是戈壁沙漠，后者是著名的“天府之国”。王震问他是愿意去新疆还是愿意去四川。张仲瀚说：“何去何从，由组织决定。但从战后的建设看，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也亟需汉族人民帮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宁愿穴居野处去开垦荒地，让戈壁变绿洲，而不愿到富饶的四川盆地去吃现成饭。”按部署，六师是后面进疆的，但张仲瀚满怀着“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赤手开天地，大胆易沧桑”的激情，带了9位同志提前赶赴焉耆，勘探土地、规划布置部队屯垦戍边事宜。由于交通工具紧张，许多进疆部队便徒步向新疆进发；当时王震将军规定一天行军不得超过35 公里，但战士们每天行军都在70公里以上。部队一到驻地，就一面剿匪平叛、维持治安、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稳定社会秩序；一面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挖渠、平地、积肥和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中，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承担起了“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

兵团由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转业而来，他们脱下了军装，但始终都认为自己是军人，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保持着长期战争锻炼出来的优秀品质；尽管后来又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支边青壮年、转业军人、知识青年、新职工等加入到兵团事业中来，但他们一进来就过着有组织、有纪律的军事化的生活，并且在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的带领下，很快就成为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战斗传统的新的军垦战士。他们的心中始终装着祖国，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怀，以自己具有南泥湾精神和三五九旅的血统而骄傲，以担负党和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使命而自豪，渴望继续在先辈的业绩上续写辉煌，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不惜流血牺牲。虽然1981年邓小平决定恢复兵团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兵团人说：“少了一个‘军’字，还有个‘兵’字，兵团人永远是军垦战士，永远传承着三五九旅的光荣传统和南泥湾精神。”他们扎根边疆、胸怀祖国，劳武结合，平时生产，战时参战，在发展边疆经济、维护新疆安定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平定武装叛乱、保卫西北边防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建设大军、中流砥柱和铜墙铁壁作用，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的赞歌。

从外表上看，兵团职工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但真正不同的是，以屯垦戍边为己任的兵团人身上多了一种精神、多了一种使命感、有一种强烈的国土意识和国家尊严，他们认为自己是一支不穿军装、不吃军粮、不拿军饷、永不转业的军垦部队，在心中永远有一种保家卫国的情怀。有很多像沈桂寿、付华、马军武、魏德友一样的兵团人，他们踏着三五九旅先辈的足迹，高举着南泥湾精神的旗帜，牢记屯垦戍边使命，默默地守卫在祖国的西北角，守卫在兵团这块土地上。这种国家意识、国土情怀，影响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生一世，使他们在平凡中显示出别样的风采，在祖国利益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祖国需要即我家

很多人读过唐朝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从“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可以读出新疆的苍茫和凄凉。许多人以为，那些历经革命战争生死考验、为党和人民立下卓越功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会留在繁华的大城市安享幸福，他们的生活会比普通人好。谁能想到，有这样一批经历过长征、南泥湾大生产和解放大西北，当年随王震进疆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在全国解放后，他们并没有留在安宁的内地、留在出生成长的故乡、留在亲人的身旁享受他们应得的荣誉，而是带着满身的战争伤痕，来到离故乡万里之遥的新疆，来到新疆最荒凉、最原始、最困难的地方驻守下来，成为屯垦戍边、永不转业的兵团人，默默地为全国、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安宁幸福继续战斗着。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去过大城市、没有乘坐过火车，不要说北京，就连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

十四师四十七团的老战士就是这样一群人。四十七团是由二军五师十五团组建而成的，十五团的前身是三五九旅七一九团。1949年11月28日，当他们步行到达阿克苏后，得到消息说和田将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师长徐国贤、政委李铨立即向他们下达了赶赴和田平叛、稳定和田局势的指令。时间紧、任务急，而又没有汽车，只能步行。当时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一条是沿迪化至和田公路，经喀什、莎车到和田；一条是由巴楚沿叶尔羌河到莎车，再经叶城到和田；第三条则是沿着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直插和田。前两条路是通行大道，沿途有人有水，但要绕行多走十几天。为了争取时间，扑灭正在酝酿的反革命叛乱，十五团毅然选择了最危险的第三条路。大部队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号称“死亡之海”。出发前，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战士们情绪高昂，纷纷表示要在最后一次“长征”中立功。1949年12月5日，1800名指战员在副政委黄诚、副团长贡子云率领下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发。他们身背全部武器装备，迎着刺骨的寒风，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的湖泊，进入浩瀚沙漠。在黄沙漫漫的瀚海里，艰难地一步一步顽强前进。进入沙漠腹地后，遭遇了沙漠中令人色变的“黑风暴”，一时间天昏地暗，山一样的沙丘风暴过后就成了平地，风沙打得人站不稳脚、睁不开眼、辨不清方向，脸上、耳朵、鼻孔全被沙子塞满了。战士们借着指南针，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在干旱的沙漠里，部队往往几天喝不到一口水，指战员们嘴唇干裂，病号一天天增加，一些战士昏倒了，一些战士长眠在了沙漠之中。战士们互相鼓励，克服了狂风、沙尘暴、饥饿、干渴等巨大困难，昼夜兼程，以每天50多公里的惊人速度，在流沙上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行至距和田200公里的西尔库勒时，接到先期抵达和田的团长蒋玉和送来的叛乱分子准备血洗和田的急信，部队立即组建骑兵分队向和田疾驰，在一天一夜内赶到了和田；其余战士饭都顾不上吃就以强行军的速度，在两天两夜内赶到了和田。12月22日清晨，十五团官兵历时17天，行程190多公里，胜利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叛乱阴谋。到达和田的第三天，十五团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政委习仲勋的嘉奖电：“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们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毛泽东听闻遥远的和田得到解放的消息后欣然命笔，写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著名诗句。

后来，这支部队20多岁的战士被编入国防军，其余千余人集体转业，在一个名叫夏尔德浪的万古荒原中，开发建立了后来的四十七团。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平定叛乱，建立人民政权，修筑新藏公路，垦荒种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与风沙抗争，用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在戈壁荒滩上开垦耕地4.5万亩。他们身处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斗争的最前线，时刻警惕着分裂势力的新动向，平息了多起反革命暴乱。1954年年底，上级党委看到这里开垦的荒地分散不连片，准备把这个团撤到沙井子去，但先头部队刚走，当地民族分裂分子就乘机在墨玉县各区闹事，要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剩下的军垦战士在老八路杜秀全、王二春等带领下奋起平乱，历经1 个多月才镇压下去，维持了社会秩序。王二春向上级提出，和田留一支部队不单纯是为了开荒垦田，主要任务是维护当地的稳定。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的支持。从此，老战士们就像大漠胡杨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了昆仑山下，扎在了戈壁滩上，默默守卫着新疆的南大门。

当年横穿沙漠的老战士，大都是四十七团普通的职工，他们后半生主要是在田野里度过的。他们有的娶了当地维吾尔女子成家，有的终身未娶。1989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恩茂前来探视，曾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还有约90人。1994年兵团成立40周年时还有70人，兵团领导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有的人说，新中国成立至今再没去过和田，可不可以让他们出去看看？有的人说，至今没见过火车，可不可以让他们坐一次火车？在场不少人听到这质朴的要求，禁不住潸然泪下。兵团专门将他们接到乌鲁木齐坐火车转了一圈。老战士看到石河子的新貌、看到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非常欣慰和激动，认为他们半世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些老战士希望能够像他们七一九团的老团长张仲瀚创建石河子市一样，把四十七团建设成为一个工农结合的新型农垦团场。老战士王传德的4个孩子都曾有机会到自治区和其他地方工作，但都被他拦下来了。他说：“地是我们开出来的，我们老得干不动了，你们再走，地谁来种？”为把团场建设好，许多老战士长眠在了这里，一些人把班交给自己的子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奋斗着。今天，在“死亡之海”已经修筑了沙漠公路，从和田到阿克苏只需4个小时；而当年，老战士横穿“死亡之海”用了17天！可是，如果没有当年老战士的艰苦跋涉，那里会有今天的坦途？在兵团，像四十七团这样的老战士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农民出身的士兵重新拿起犁耙比较常见，一个人从落后的地方落户繁华的都市也很正常；但让一个从小生长在繁华大城市的人去荒凉落后的地方安家落户，去拿起牧羊鞭、抄起砍土曼过农牧生活，无疑是有难度的。在新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周围、在兵团人驻守的两千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就有一大批这样的人。这里有十万上海知青，有九千山东女兵，有八千湘女，有五湖四海的人们，中国所有省份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同乡。

当我们漫步在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图木舒克等城市繁华的街道，漫步在一个个团场小城镇绿树浓荫之下，享受着宁静和谐的生活时，是否知道这里仅仅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还是一片片荒芜苍凉、渺无人烟的戈壁滩？是一代代军垦人用他们的赤诚、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清朝的林则徐在贬徙新疆时曾经畅想：“中外总期无旷土，兵农何必有分明？迢迢一片龙沙路，待听扶犁叱犊声。”这一理想，在兵团人手中变成了现实。如果没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到这些地方安家落户，新疆的旷古荒原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美丽的风景。它们记录的，是“十万雄师进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外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的豪情，是兵团人扎根边疆、报效祖国和“祖国需要处，皆是我家乡”的赤诚。